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苏晓康与王鲁湘几位学者撰写的六集电视剧《河殇》，因渲染黄河文明的没落而遭受批判。若干年后，国学大师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横空出世。该书核心观点是：西方差不多走到了穷途末路，接下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是东方文化。以我的卑微，不去妄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几分狭隘、几分惑众。请听听哲学家周国平对东西方文化怎么说，尽管，周国平的说法并不一定代表真理。

百年中国的主题是富强。为求富强，人们到西方寻找真理。但人们把真理仅仅当作了工具，对于任何精神事物唯求其功用而忽视其本身的价值。因此，百年来，无论怎样引进西学和检讨传统，国人对于作为西学核心的精神之神圣价值和学术之独立品格的观念依然陌生，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在我看来，如果在这方面不能醒悟，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便永远不会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也就永远出不了世界级的文化巨人。

无论东西方，自古以来都有圣哲及后继者思考着人类某些具有永久性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对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人都会有启示意义。西方的先觉者在反省中常常注意到了东方传统的长处，正表明了他们的立足点不是狭隘的民族性，而是人类性。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共通的，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是属于全人类的。既不相信全盘西化，也不相信儒学复兴，并且也不相信可以人为地造就一种东西合璧普遍适用的新文化新人生观。因而，当务之急不是制订救世的方案，而是启迪自救的觉悟，不是建立统一的价值体系，而是鼓励多元精神价值的真诚追求。

在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正是尊重个体生命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因此，在道德领域，儒家的“仁”最后落实为“孝”和“忠”，所强调的始终是忠君爱国，是个人为集体和国家而牺牲。在社会秩序方面，则是长达数千年的人治即家长式统治，长官意志支配一切。

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路，但必须有另两个转型的配套，方能成功，其一是人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型，其二是以忠君和爱国为核心的道德向以正义和仁慈为核心的道德转型，而这三个转型都是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的基础上的。

为了疗治现代文明的弊病而求诸东方文化，乃断章取义之论。